令人敬佩的韩国人

正当国人为“撞机事件”而愤愤不平时，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正以持续不断的实际行动回击着日本“教科书事件”，新一轮“抗日”浪潮在韩国全面爆发：

由韩国外交通商部、教育部、文化观光部等部门的官员组成了“日本教科书对策小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进行运作，直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得到解决；

韩国议员金泳镇在日本国会大楼旁的人行道上静坐绝食，以自己的抗议行动唤醒日本人那已被军国主义阴影遮掩的良知；

韩国政府暂时召回驻日本大使崔相龙，并宣布将采取包括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推迟“开放日本文化”的时间、无限期推迟韩日议员联盟年会、联络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等外交措施，以迫使日本政府改正态度；

韩国各地不断爆发抗议示威、谴责集会、签名运动、抵制日货等活动，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围在日本驻汉城的大使馆门前，焚烧日本的国旗，呼喊反日口号……

韩国人的做法是激烈而果敢的。毕竟，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韩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财大气粗的日本，如此激烈的抗议行动，可能会严重危及日韩关系，给韩国切身利益带来损害。然而，正因为如此，韩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决绝和果敢，才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韩国人的精神

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笔者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有一种说法是，足球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剽悍，韩国人顽强。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拼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做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向世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的机会。

几十年前的民族耻辱，时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痛苦的记忆浸透了韩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正因为如此，韩国人在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上，在避免民族感情再次受到伤害方面，既不含糊也不妥协。也正是这种屈辱感，使得他们在战后的废墟上，顽强地建立起令世人咋舌的现代韩国。

这是一个屹然挺拔、寸步不让、有仇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韩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笔者还清楚地记得，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的外汇储备曾一度枯竭。为了换外汇还外债，韩国普通民众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据报道，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链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他们中很多是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在韩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的时候，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百姓以国为家的态度可见一斑。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国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

在金融危机中听到的另一则消息是：韩国妇女在汉城的国际机场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那些在国家危难关头还出国旅游浪费外汇的人。

宝贵的精神食粮

无论在地理意义还是在人文意义上，中国和韩国都如此地接近。古代汉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将这个曾被称为“高丽”的小国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朝鲜读书人必读四书五经，维系朝鲜社会的也是儒家的社会价值观。就是在今天，韩国国旗上仍是一幅八卦图案；一些大型报刊和著名企业的正式名称，仍以汉字命名；部分地名不但意义完全取自汉字，而且发音也与汉语（唐宋人的发音）相近；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氏也多因袭中国。

然而，中韩两国表面上的相似性，掩盖不了其民族性格的差异。

有人说如今中国人的性格有点像水。老子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也许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所以学会了宽容和谦让，懂得了适者生存的法则。中国传统文化曾是最提倡忠义气节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气节或者变成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像评书演义中的传说那般久远，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哥儿们义气。

当我们有些人对西装革履、耀武扬威的日本投资者唯唯诺诺时，韩国国会却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他身上带着多大金额的支票；当我国有些城市将侵略者留下的日式建筑视做异国情调而妥善保护时，在做了30多年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却很少看到它的身影，有选择地留下几处，也是作为国耻纪念馆；当我们竞相购置日货、蜂拥观看日剧、很时尚地品位日本料理时，韩国人却以现代汽车工业的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与日本人展开角逐……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也许在韩国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宝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