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井喷”背后国家制订宏伟夺奖计划

来源：环球时报|2014-10-1612:04:25|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10月7日，日本(日籍或日裔)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因“蓝光LED”的研究，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至此，共有22名日本人(包括两名日裔美国人)载入诺贝尔奖的史册。日本以绝对优势成为亚洲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者多达19人。有统计称，自2000年以来，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多达14人，可谓“井喷”式出现。而正是在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50年内培养30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宏伟计划。这个“培养”计划同现在的结果有直接关系吗？日本是如何“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获奖者多为“日本制造”博士

赤崎勇等3名科学家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让日本社会极为振奋。印度亚洲新闻通讯社称，消息传出后，日本官方及媒体一片欢腾，称这一成绩体现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水平。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亲自给赤崎勇打电话祝贺，强调他的成绩是“所有日本人骄傲和幸福的源泉”。安倍还向议会表示，此次获奖“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科技发展的水平”。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报纸上，三人都是头条报道内容。《朝日新闻》称，一项“对人类有巨大益处”的发现得到很好的奖赏。《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也对三人进行了突出报道。

其实，更让外界关注的是，迄今已有22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2000年以来，多达14人获奖。日本人有什么秘诀吗？分析22名获奖者的学术背景可以发现，他们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两名文学奖和1名和平奖获得者，有10人获得物理学奖、7人获得化学奖、2人获得医学和生理学奖。多数获奖者都是由东京、京都、名古屋、东北、北海道等日本国立大学培养的博士。其中，获2002年物理奖的小柴昌俊同时拥有东京大学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而2010年化学、1987年和2012年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奖者根岸英一、利根川进和山中伸弥曾在美国修读博士课程，但未取得博士学位。

此外，有多位科学家的成果来自企业而非研究所和大学。比如，中村修二的主要成果就产生在其为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期间，而获得2002年化学奖的田中耕一只是岛津制作所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这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一是日本国立大学的教育水平较高;二是日本企业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诺贝尔奖能计划出来吗？

对于日本众多科学家获诺奖的现象，2010年两名日本人获诺贝尔化学奖后，《华尔街日报》曾做过总结。文章称，人们习惯将1950-1990年的日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视作日本变富但科技创新匮乏的时期，认为日本教育体制僵化，大量山寨西方发明。这种说法的证据就是日本在诺贝尔科学奖上建树有限—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仅有5人。1990年，美国的理查德•里德在文章中写道，“批评家们常常对比美日两种教育体系，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口仅是日本2倍，培养的诺奖得主却是日本的将近30倍”。里德用“追求一致性、考试热以及近乎极权的控制”描述日本教育。第二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日本是“科学赤字之地”，缺少诺奖显示“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落后西方”。

但诺贝尔奖的一个问题是，它是“落后指标”中最滞后的，通常今天的获奖者是因其20甚至50年前的贡献而获得荣誉。《华尔街日报》认为，事实证明，日本的教育以及基础研究并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样差，日本诺奖“井喷”暴露出过早判断的危险，“要确定2010年的创新领袖，我们可能不得不等到2060年”。

此次三名日本科学家的获奖成果就产生于至少20年前。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日本科学家获奖离不开几十年前的大环境。二战结束后，日本奉行“科技立国”政策，在科研领域大量注资。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用于科学技术的预算以年均10%至20%的速率急速增加。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的外设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通过项目资助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和人员注入财政支持。其科研拨款预算被纳入日本政府5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1995年，日本提出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开发基础技术。2001年，日本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头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份计划提出了几个重点方向：基础研究、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新领域的跨学科融合。与此相配套，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公共研究平台建设、产学研联合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方向。据说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白川英树负责这一计划，但计划未提出更具体措施。

对此，2001年取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化学家野依良治表示“简直可笑”，日本舆论也对这样“设定数值目标”的做法有意见。但面对各种批评，日本政府仍坚持这一目标，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其职能是做游说工作，包括向诺奖得主以及诺贝尔基金会人员提供一切费用全包的赴日旅行。英国《卫报》评论称，在宁静的学术界，日本的这种“直率”史无前例，也让斯堪的纳维亚人愤怒。“它可以被看做支持两国科技合作无伤大雅的提议”，“但反映出日本对其“模仿者”的国际形象是多么焦虑，正是这种不安导致日本政府做出一个极不寻常的承诺。”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提出这一目标旨在传递以下信息：一、政府将更重视和扶持基础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二、研究机构的科技交流与成果推出应更加国际化，以获得国际承认为重要目标之一;三、从整体上看，日本必须确保在主流学科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而诺奖显然是重要指标。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对《环球时报》说，对于日本而言，诺奖荣誉不仅代表学术认可，更可以转化为国家软实力，因此政府希望推动更多的精英研究者和文化人“中奖”，以抬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使日本“显得更酷”，其未来国运走势更值得外界信赖。在日本学术研究界，不少人并不认为诺奖是衡量个人成就的唯一标准或最高标准，但对于舆论和媒体而言，需要这样一个简单而显眼的“指标”。在当前日本经济处于复苏期的背景下，日本人更渴望能得到世界认可的“英雄”来提振精神，这种对于诺奖的渴望乃至“迷恋”，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鼓掌声中有隐忧

对于日本科学家的成功，《日本经济新闻》提到，研究的国际化是日本研究人员“更容易被认可”的关键。自然科学类获奖者普遍有在欧美学习或工作的经验。“尽管很多日本研究人员英语很差，但在实验室里，科研是国际通用语言”。2012年山中伸弥获诺奖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在美国，日本研究人员因严谨和注重细节闻名，只要在原创性上闪耀火花，就容易获得研究界和舆论的关注。

不过，大师究竟是“培养”出来的还是“放养”出来的，一直是争议话题，日本经验似乎也很难得出一个绝对的结论。在获奖成果中，既有受市场实用化需要推动产生的技术，也有研究员“坐冷板凳”多年修成的基础研究理论。但很多获奖者的个人经历有一些共性，那就是在继承了日本民族特有的“专心执著”之外，还有一股挑战常识、“一意孤行”的勇气。

自称“荒野里孤独前行者”的赤崎勇在决定开发蓝色LED时，同行普遍认为只有硒化锌是最佳选择，但赤崎坚信，氮化镓比硒化锌稳定。在1956年召开的半导体国际学术会议上，赤崎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他坚持研究，终于在1960年成功研发出高品质的晶体。中村修二则坦言当年是“愤怒”令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下去。当时，中村为企业开发了一些产品，但并不畅销，遭到内部批评。他索性立志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研究”。在经历了500多次的反复失败后，终于制成了氮化镓的结晶薄膜成长装置。山中伸弥则是在发现自己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整形医生”后，选择了学术之路，并且经历了因科研经费短缺而差点得忧郁症、靠跑马拉松募款等种种艰辛。

在一片祝贺声中，也不乏对日本科研体制的批评。中村修二就在获奖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学术研究领域)没有自由”，说他离开日本去美国就是因为觉得母国的创新环境令人窒息。“这里(美国)的研究者更自由，有更多空间，只要努力，大家都有机会”，中村说，“而日本存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的歧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中村修二还提到日本缺乏对科研人员进行个人激励的问题。当年，他发明高亮度蓝光LED技术后，日亚便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了专利，并开始大量生产出售蓝色发光二极管，赚得盆满钵满，但中村本人只得到2万日元的奖励。一怒之下，他就专利权归属将日亚告上法庭。

《日本时报》称，在日本媒体对三名日本出生的人同时获诺奖而狂喜时，中村修二泼了一盆冷水。文章承认，直到今天，日本企业仍不情愿在研发上承担更多风险或补偿员工的知识产权，导致产生下一个伟大发明的动力不足。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日本社会有崇尚科技的氛围，科研环境也相对宽松。记者询问过多所日本大学的教职人员，未听说有将论文纳入考核的要求。大学里，教授更看重学术成就而非行政职务。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告诉记者，日本大学讲究论资排辈，科研竞争并不激烈，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也不到位，“我敢打赌，山中伸弥在大学拿的薪水未必比同校的老教授多。”

《朝日新闻》称，此次获奖3人研究成果产生于上世纪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但从2000年开始，日本科研经费投入无明显增长。目前，全日本攻读博士的人数较2003年巅峰期减少15%。日本文部科学省2013年4月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与2001年的统计结果相比，愿意进行“长期研究”和“开创全新领域之挑战性研究”的人数减少，而希望“在短期内获得成果”和追逐“眼前流行之研究趋势”的人数增加。该报评论称，应以这次获奖为契机，从10至20年长期视角考虑日本的科技政策。